- 頭部農商行溢價出售“低效益”資產 為何讓業內嘩然
- 2025年12月04日來源：證券時報
提要：“此次交易是真實的風險出清、資產結構優化還是風險的延遲與轉移，有待時間檢驗。”董希淼表示。這句話得到了記者采訪的另兩家農商行高管的一致認可。廣州農商行溢價出售“低效益”資產對其當期資產負債表究竟能起到何種優化作用，又是否會成為其調整資產結構常態？此舉是否會引來其他中小行同業效仿，是不是每筆出售都能找到“白衣騎士”接手？這些問題，記者將繼續關注追蹤。
這兩天讓銀行業內人士直呼“內行”的一個事情，是廣州農商行完成了賬面價值約為121.33億元“低效益”資產的出售，買方是廣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稱廣州資管）。目前廣州農商行已收到30%（36.75億元）現金，剩余70%（85.75億元）將在9年內分期回款。
乍看上去，這就是一起再普通不過的地方AMC收購銀行正常或關注類資產的例子。銀行出售資產包，通常是基于優化信貸結構（比如壓降某塊信貸集中度，釋放額度到更優質資產上）、減輕資產質量包袱等考慮。
但細細回溯此前公告，不同尋常之處就顯現了——廣州資管承接這筆資產是溢價，將共計支付122.5億元，高于資產包賬面價值約1.17億元。
為何讓業內嘩然
這讓一些同業看了直呼“內行”。記者根據公開披露的信息做了計算，綜合對幾名資深從業人士和觀察人士的采訪，來討論下這筆“低效益”資產的轉讓，為何讓業內嘩然。
在本次轉讓語境下，何為“低效益”資產，什么定價水平，逾期多久？這是一個頗具調節空間的、非標準化的概念。
記者查閱廣州農商行此前發布的“有關潛在非常重大出售事項之建議授權及202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告”，該通告顯示了出售資產的性質、分布及利率。
本次出售資產包為貸款，年利率水平介于2.49%—8.33%區間。該價格區間非常寬泛，囊括了目前行業較低、中等、中高及較高水平的定價。有農商行高管對記者直言，該區間是“從地板價到天花板價”。
判定資產“低效”與否，并不取決于合同上約定利率的高低，而是看在約定期限內銀行收到的實際利息水平。但僅刨除行業正常放款成本，5%—8.33%區間的年利率定價，也已屬于不錯收益水平的資產。
總之，從利率水平上來看，不足以判斷廣州農商行出售的資產全部屬于“低效益”。那么這就引出一個合理疑問：該資產包是否都屬于逾期欠息貸款。
按照逾期情況分類，所轉讓資產逾期三年以上的2.33億元，占比1.56%，逾期一年至三年的16.17億元，占比10.8%，逾期90天至一年的10.53億元，占比7.03%。也就是說，逾期90天到逾期三年以上的貸款占比，共計不足20%。
再來看風險等級分類：正常類4.93億元，占比3.29%，關注類118.15億元，占比78.88%，次級類8.35億元，占比5.58%，可疑類16.45億元，占比10.98%，損失類1.9億元，占比1.27%。也就是說，真正計入不良的次級、可疑和損失類貸款加總，占比也是不足20%。
這就是讓受訪同業感到困惑的地方：如果廣州農商行的貸款分類是審慎的話，那么本次出售的資產包里，很大一部分并沒有逾期欠息，不是不良資產，且有相當一部分資產的收益水平是很不錯的。如果這都是“低效益”，那廣州農商行留在表內的貸款收益水平，該多么讓同業艷羨。
在貸款利率節節下調的大環境下，銀行個體很難逆勢有如此高的信貸資產收益表現。所以，有資深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，他傾向于認為該筆資產包里的貸款，并不是大部分屬于正常貸款，而恰恰應該回歸最簡單直接的邏輯——“低效益”就是意味著欠息，意味著資產質量堪憂。
有何目的？
已知廣州農商行出售的資產包對應的總債權金額為189.28億元，它是這么組成的：本金金額約為149.78億元、相應利息金額合計約為38.97億元、代墊司法費用金額合計約為0.51億元，違約金合計約0.02億元。
此處關鍵來了——利息占本金的占比。用38.97億除以149.78億元，可得占比高達約26%。對應該資產包2.49%—8.33%區間的年利率，取約5%的中位數，也就是說，該資產包的貸款或許平均已有超5年沒有收到利息了。
五年收不到利息的貸款，還在關注類貸款分類里，并沒有全部計入不良。基于這個邏輯可能性的存在，就能理解為什么廣州農商行要將明面上絕大占比沒有逾期的資產包，稱為“低效益”資產。以上只是基于公告事實，提供一種解讀的思路，供讀者探討。
再來看看，為什么稱買方廣州資管為“白衣騎士”？這是因為雖然出售資產賬面本金約為149.78億元，但計算該筆資產的賬面價值時，要將表內應收利息和資產減值準備等因素合計抵減，這一部分共計抵減28.45億元，所以出售的資產賬面價值（未經審計）約為121.33億元，可廣州資管花費了122.5億元，堪稱“白衣騎士”。
綜上，這就是該事件引起業界嘩然的原因。“所謂的‘低效益資產’轉讓，以及轉讓價格高于賬面價值，比較罕見。”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董希淼向記者直言。
基于買賣方不同角度，董希淼還做了進一步分析。對于買方，也就是廣州資管而言，其最終回收總額只有高于其支付的總成本（122.5億本金+資金成本+運營成本），才有盈利的空間，但這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。
而對于賣方，也就是廣州農商行而言，大規模轉讓“低效益資產”，有助于降低不良貸款、逾期貸款規模，減少資產無效占用、美化資本充足率等指標。而付出的代價是放棄資產包未來的潛在回收價值，并承擔了向買方提供隱性支持的責任。與此同時，此舉是否存在掩蓋不良資產等問題，尚待觀察。
“此次交易是真實的風險出清、資產結構優化還是風險的延遲與轉移，有待時間檢驗。”董希淼表示。這句話得到了記者采訪的另兩家農商行高管的一致認可。
廣州農商行溢價出售“低效益”資產對其當期資產負債表究竟能起到何種優化作用，又是否會成為其調整資產結構常態？此舉是否會引來其他中小行同業效仿，是不是每筆出售都能找到“白衣騎士”接手？這些問題，記者將繼續關注追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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